受日本核泄漏影响，“十二五”规划确定的非化石能源布局、节能减碳指标面临变局。至于具体的影响，国内各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近日，中心研究员张希良教授接受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访问，对日本核泄漏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以及“十二五”规划中对于能源布局的规划发表看法。
张希良参与了诸多能源环境重大决策的前期科研工作。他现为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，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兼任国家973计划“我国2020年温室气体控制目标、实现路径及支撑体系”项目首席科学家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政策措施中的关键问题研究”首席专家。
张希良教授是我国《可再生能源法》(草案)专家建议稿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，参与我国《循环经济法》、《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》等政策法规的研究起草。
以下为采访实录：
“我认为，中国的能源布局还会按照之前的规划走下去，不会做很大的调整。”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对本报表示。
非化石能源结构不会调整
必须面对两项自主减排的约束性目标。
《21世纪》：日本的核泄漏事故，对中国的核电战略有何影响？
张希良：长远来看，我认为，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。就对中国的具体影响而言，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谈。
首先，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，更加重视安全。中国已经开始核电的安全大检查，需要承认的是，从中国的核电技术来看，安全性和之前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，出现事故的概率大大降低。
其次，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核电。如果没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压力，没有2020年碳强度下降40-45%和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占一次能源比例提高至15%的双重约束，中国还有一个宽松的缓冲地带，但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这两项自主减排的约束性目标。在各种非化石能源中，风电面临上网的问题，光伏发电价格还是那么高，核电相对而言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技术。因此，中国要改善能源结构，在现实的约束下，发展核电是必然选择。
再次，之前设定的核电定量发展目标，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。现在国家提出要暂停批复新的核电项目，但这可能是暂时的，不可能永远这样。要实现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提出的2015年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15%，核电还是很关键的，尤其是在建的核电项目，如果不能按期投产，15%目标的完成会大打折扣。
《21世纪》：目前有媒体讨论，假如核电发展减缓，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可能提速，甚至有行业协会主张其增速翻倍。您如何看待这些主张？
张希良：这些都是假命题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我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“十二五”发展目标是经过科学论证的，不会也不应该有大的调整。
最大的挑战在于GDP增速
GDP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能否控制得住充满不确定性。
《21世纪》：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11.4%，难度大不大？突破口在哪里？
张希良：和能源强度指标与碳强度指标相比，这一指标的压力最大，因为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从“十一五”的经验来看，这一比例从7%提高到了9%左右，提高的幅度不大。根据我们的研究表明，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每年提高0.5个百分点已经很不错了，五年下来约2.5个百分点。
考虑到“十一五”期间已经建了的水电项目，到“十二五”期间就发挥作用了；核电发展得比较快一些，风电增加一些，光伏太阳能利用再推广一下，11.4%的非化石能源目标是可能实现的。
现在看来，非化石能源的布局基本确定，如果不出现意外，不会做大幅度调整，但是GDP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能否控制得住，就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这也是这一指标实现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《21世纪》：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(专栏)曾说，11.4%目标的实现，一半要靠水电，而发展水电一直面临着生态移民和环境的争议，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议？
张希良： 每一个水电项目开发，都要做科学评估。我不是水电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的专家，对这些具体的评估不是很懂。从我国水资源开发率水平来讲，水电利用的潜力还是很大的，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开发的。一般来说，水电开发水平可以达到水电资源储量的70%，而我们现在的开发水平大约是50%。而且，一个现实的考虑，我国要实现40-45%和15%的双约束目标，不发展水电也是不行的。
不主张把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约束性指标
主要难在地方仍然有很强的追求高GDP增速的动力。
《21世纪》：为什么之前热议的能源消费总量没有写进“十二五”规划？
张希良：其实，我们提出了能耗强度下降16%的约束性指标和GDP增速控制在7%的指导性目标，通过这两个指标，就可以推算出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，大约是38亿吨标煤。
王尔德
尽管从国家战略上需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但执行这一要求挑战大，主要难在地方仍然有很强的追求高GDP增速的动力，特别是西部地区，导致全国GDP未来增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正像我们在“十一五”看到的那样，当年国家预期性的7.5%的GDP增速目标，到“十一五”末竟然达到了11.2%。“十二五”国家调低了GDP增速，但一旦地方GDP增速过快，就很难保证能源消费总量不突破38亿吨。如果我国“十二五”实际GDP增速达到9%，即使完成节能目标，能源消费总量也要达到42亿吨标煤。不用说能源总量无法控制，单是能源强度目标和减碳目标也会受到威胁，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越高，那么经济的增速一大部分是靠高耗能产业，会带动能耗的上升。
《21世纪》：有观点认为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建议，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痕迹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政府不该也无力控制企业的能源消费，您怎么看？
张希良：我个人不主张我国现阶段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约束性指标，因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。在完全计划经济时代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动机是一致的，地方政府也能做到对企业决策过程的控制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。但是，现行推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，外部条件全变了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是与现行体制不相容的政策，因此难以实现。
正如我们前面说的，只要完成节能目标，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到实处，GDP就不会过快增长，就可以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。
节能减排从省往下再分解应规范
地方分解目标的技术能力比较弱。
《21世纪》：你如何评价国家定的16%和17%的节能减碳目标？
张希良：我觉得，这两个指标是实事求是，比较客观的。通过努力，我们可以实现，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。中国的国情比较复杂，不发展不行，各个省劲头又挺大，关键是能否控制经济发展增速。
《21世纪》：“十二五”的节能指标分解，根据每个省市所在区域的特点，分为五类，已经初步分配到地方。据你了解，各个省对此如何反应？
张希良：一般来说，各个省都觉得定高了，难度大。和“十一五”相比，现在每个省市的领导，对能源强度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，他们开始意识到能源强度与该地的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率是联系在一起的，GDP过快增长会带来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，能源强度会不降反升，碳强度也会升高，这就要求各地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，压一下GDP增长率才行。
《21世纪》：在节能减碳目标分解中，通常人们关注的是从国家到省一级的分解，而很少关注从省再往下具体怎么分解。那么从省到市县的分解是如何进行的呢？
张希良：各个省都是根据省情，自行分解，分解的方法也各不相同，很难统一，应该加以适当规范。地方分解目标的技术能力还是比较弱的，各种数据和指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理清楚，因此，需要一些方法学和模型工具支撑，帮他们梳理自己的具体家底，同时为他们实现节能减碳目标，指明各种具体的实现路径，供他们参考。
